我国年鉴编纂的历史回顾
由《北华捷报》出版的《上海年鉴(1854)》(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目前被认为是中国内地发现最早的年鉴。而中国的年鉴编纂可追溯到20世纪初。在洋务运动中，众多爱国知识分子救国图存，寻求西学东用，开始翻译国外年鉴。1909年，奉天学务公所图书馆谢荫昌编译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成为我国现代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年鉴，虽为编译，内容较简略，资料也并不完善，但为今后年鉴编纂提供了标准和范例，对中国人了解世界起了一定的作用，具有开拓意义。1924年商务印书馆编纂的《中国年鉴》是第一部反映我国国情资料的综合性年鉴，内容涉及工业、农业、土地、人口、财政、金融、军事、交通、水利、教育、商业、宗教等等，奠定了今天综合年鉴的编纂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共出版各种年鉴约140种，这些年鉴无论从编纂质量还是资料来源方面虽然存在很多缺憾，但作为当时中国现状的记录，为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1950年编纂的《开国年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综合年鉴，反映新中国开国大事。到1965年，15年间共出版了五本年鉴。这些年鉴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积累了珍贵的资料。
改革开放为我国的年鉴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至80年代末，全国出版的年鉴达500多种。在长期的编纂中，年鉴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充实和发展，逐渐成为适合中国社会、反映中国国情的文化载体。进入21世纪，数量和种类均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大批专业年鉴相继出版，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年鉴家庭，形成了广泛性和多样化的局面。
我国年鉴事业发展的现状
经历了多年的平稳发展，年鉴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6年出台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了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工作的范畴，成为年鉴工作有法可依的基础。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则进一步阐明了年鉴事业发展的目标和工作方向，即“到2020年，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截至2015年底，我国已编纂出版32种770多部省级综合年鉴，338种4350多部地市级综合年鉴，2300多种1万多部县区级年鉴，以及包括军事、武警年鉴在内的约3000种各级各类专业年鉴，一些地区还编纂出版乡镇(街道)、村(社区)年鉴，一些地区配套编纂出版综合年鉴英文版和简本，配合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编纂出版区域性年鉴，创办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等经济区域年鉴和乡镇村年鉴，同时，我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也出版了大量的年鉴。其中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厦门已经实现了年鉴编纂出版全覆盖，14省市覆盖率达到了80%，覆盖不足的省份，正在积极推进，以期2020年实现全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全覆盖的目标，从今天的年鉴大国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年鉴强国。
我国年鉴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年鉴工作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地区发展不平衡，年鉴质量参差不齐是由来已久的顽疾。年鉴编纂属于公益性的工作，侧重于创造社会效益，市场化程度很低，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和财政部门拨款。发展不平衡现象一直很突出，一方面，沿海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年鉴编纂质量好，普及率高，如广东、上海、山东等地;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年鉴质量较低，且普及率也偏低，出版周期长或停刊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还存在没有年鉴专门编纂部门及专职人员的情况。究其原因，有地方政府领导主观重视程度不够、相关法规规章落实不到位、机构不健全等，当然也有地区本身发展的客观差异导致的经费不足、人才队伍匮乏等。
年鉴的实用性不强制约了年鉴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年鉴的功能体现在存史、资政、宣传和服务等方面，而目前年鉴作为工具书的基础功能没有充分体现。从内容上看，大量的年鉴有效信息少，以记载一般性行政事务为主，造成我国年鉴官书、史册味道浓，现代性、实用性和使用价值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社会服务功能没有充分挖掘，导致开发利用功能滞后，利用价值不大，影响了传播效率和利用率。
信息化工作滞后影响了年鉴的传播和融入社会的步伐。年鉴作为一种特殊出版物，也是资料性工具书，本身就是资源丰富的信息载体，理应走在信息化前面。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年鉴行业在信息化程度和信息技术应用方面远远落后于报纸、杂志等信息媒体，与其他行业期刊和学术期刊也无法相比。这主要表现在观念陈旧、内容单一、编纂手段落后、技术手段没有跟上、专业人员匮乏，大部分年鉴目前还没有比较长远地涉及网络化的问题，许多年鉴已经面临生存的危机，整个年鉴行业信息化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这势必影响年鉴普及范围及读者群体。
我国年鉴事业发展态势
当前我国年鉴事业发展喜人，新时期的年鉴将从各方面对传统的模式进行完善和创新，成为真正集信息、资料、工具书为一体的，反映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和专业特点的权威载体，成为描绘当今社会精彩风貌的一幅画卷。
年鉴的编纂出版和管理进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作为一个年鉴大国，中国的年鉴出版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分科日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特色明显，成为集中迅速反映某一领域或某一地区发展动态、传播实时信息的媒介载体。《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年鉴工作纳入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制度设计上完善了以前的缺陷，规范了年鉴编纂和管理，做到责权明确、有法可依。各地方政府加强年鉴工作，推出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及目标管理。建立科学的工作保障体系，进一步推动年鉴的编纂和出版工作，逐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有序的编纂体系。
年鉴的社会需求不断旺盛，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年鉴的权威性是很多出版物无法比拟的，也是年鉴最大的优势所在。年鉴的基础资料一般来源于政府文件、政府公报、报刊、统计报告，是通过筛选整理加工和分析，集知识、信息、数据、资料于一体、多元化的信息资源。在今天，信息开放程度增大，信息内容来源不明，鱼龙混杂，年鉴信息的权威性决定了它具有广阔的前景和良好的发展态势。年鉴在内容上具备多功能性、工具性和资料性，在信息功能上体现在决策咨询、研究依据、建设信息、活动指南等，这就决定它的实用性和时效性能够进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和家庭，其影响力和社会需求必然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日趋强烈。
年鉴作为特殊信息的载体，其跨媒体发展前景广阔。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一年度的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是新兴的信息事业。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广泛应用有效放大了它的使用价值和实用性。通过互联网通道与数字化技术，社会大众可以直接感受到年鉴的信息，通过对信息的传播、保存和资源整合，促进信息共享，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使之成为具有特色的资料库，并且通过现代化的渠道和手段成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组成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和信息领域的影响力势必逐渐扩大。总之，信息化时代，各年鉴所具备的个性以及所承载不同的风格，将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信息载体。
年鉴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目前，反映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及各领域发展状况的年鉴体系和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百科全书所具备的成熟编辑理论对年鉴编辑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年鉴编纂理论与方法日趋成熟的重要基础。《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因此，今后我国年鉴编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权威性、客观性和主导性基础上，在学习和借鉴传统理论的同时，与新的编纂实践和技术手段相结合，在应用中建立和完善既能传承年鉴文化的理论精华，又能与当地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为年鉴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推动早日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年鉴学科及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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